1965年6月27日，周总理、埃及总统纳赛尔（左）、印尼总统苏加诺（中）在开罗举行会谈

1955年4月26日，周总理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雅加达机场

　每年1月8日，我的心头都会涌起无限的追思，因为这一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今年恰是他逝世30周年，作为一名负责印尼事务的老外交官，我不由想起了1965年印尼爆发反华风波前后发生的一些事，它们展现了周总理刚柔并济、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

十年后仍记得印尼女部长总理和女外宾合影站后排

我第一次为周总理做翻译是在1964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各国贵宾金秋十月云集北京。当时女宾很多，无法都被邀请参加国宴。为此，全国妇联于10月4日另行举办招待会，宴请所有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女外宾。

宴会开始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场会见大家。当周总理看到我陪同的印尼共产党妇女部长苏尔哈蒂时，就大步走上前来。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从未面对面地见过周总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按理我应把外宾介绍给周总理，情急之下却对外宾说：“这是周总理。”当时，宾主都没有理会我这个失误，周总理握住客人的手说：“你好啊，苏尔哈蒂同志！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接着询问了印尼共几位领导同志的情况，并嘱咐苏尔哈蒂在中国多走走，多看看，顺便检查一下身体。周总理还说：“你们平时工作很辛苦，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中国好好休息一下。”陈毅副总理插话说：“像回到家一样。”不到5分钟的谈话，透出双方浓浓的同志情谊。

开始合影了，礼宾人员把周总理引到前排中央。周总理说：“今天是妇女为主，我站后排。”说着站到了第二排的阶梯凳上，陈毅随着站到后排。许多外宾争先恐后地和周总理站到一起，这一来就打破了前排的礼宾顺序，现场秩序也有些混乱，负责礼宾安排的人一时不知所措。周总理一边摆手，一边对站在一旁的蔡畅、邓颖超等妇联领导人说：“你们站在前面和大家照，我在前面照的很多了。”蔡畅无可奈何地站过来，邓颖超仍迟疑地站在原地。周总理再次催促，邓颖超才站到前排的位置上。

招待会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中，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周总理的会见上。印尼妇女访华团团长、印尼首席部长(总理)苏班德里约的夫人兴奋地说：“多年前我见过周总理，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今天再见到他觉得格外亲切。他仍然活力十足，充满人格魅力。”第一次访华的南非妇女代表团团长简直有点眉飞色舞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了周总理！他是位伟大的领袖，更像位敬爱的慈父，又像位和蔼可亲的兄长。”最为激动的是苏尔哈蒂。她对周总理的超人记忆力赞叹不已：“10年前在雅加达的一次招待会上我们见过一面，他至今还记得我，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还记得我们党的那么多同志。”

在回饭店的路上，苏尔哈蒂仍在谈论周总理：“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非拉。”她还友好地拿我的失误开玩笑：“你认为我不认识周总理啊，周恩来的名字响彻全世界！”

　印尼政变中断通讯联络 总理连夜消除外宾误会

1965年10月1日晚，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印尼外宾说，据外电报道，昨晚雅加达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总统警卫营采取行动挫败了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印尼外宾听后，无心继续观礼，先后提前离场。我陪同的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都是左、中、右军政要员，反应尤为激烈。他们回到下榻的京西宾馆后，像炸了油锅似的，情绪激荡，相同倾向者互相密议，不同观点者视同路人。

周总理所说的重大事件，就是苏加诺的警卫营长翁东中校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下，于9月30日逮捕并处死了6名陆军将领。此事被称为“9·30”事件。10月3日，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军官到西单电报大楼为被杀的6人发唁电。当询问北京和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时，柜台的营业员说：“有。”但她又很快返回说：“与雅加达的电信联络中断。”那位军官面有愠色，悻悻而去。

回宾馆后，我例行公事地把这一简单经过写成简报，没想到，简报未经打印直送周总理，引起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天夜里3点钟，周总理指示我再核对简报的内容有无出入和遗漏，然后立即指示做解释补救工作，消除外宾误会，并严厉批评电信局出现的问题。常言道：细节成就完美。周总理的作风正是“严谨中见责任，细微处见精神”。

中国驻印尼使馆遭打砸抢总理巧改抗议用语表义愤

1965年印尼“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右翼势力无端攻击我国插手“9·30”事件，干涉印尼内政。周总理指示我们递交一份备忘录，据理驳斥。备忘录中提到，印尼发生事件后，我们从未置评，直至10月16日我国驻印尼使馆商参处被砸，我国才于10月18日第一次提出抗议照会。

当时我们在起草备忘录时，把“18日”写成了“20日”，被周总理审批时发现了。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晚上打电话来说：“总理记得我们向印尼递出的第一份照会的日期是‘18日’，不是‘20日’，请你们再查一下。”由于备忘录中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我便毫不犹豫地说：“20日，没错。”钱秘书耐心地强调：“总理记得不是这一天，你们再查对一下，告诉我。”我放下电话，马上查阅文件和剪报资料，果然是总理记得对。我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

第二天，全处同志就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讨论，一致认为，总理日理万机，却连一个具体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固然是他记忆力超人，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责任心。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66年，印尼反华势力冲、砸我国使领馆的暴行愈演愈烈，我们越来越感到难以表达应有的义愤和强烈态度。有一次，我把当时“红卫兵”常用的“不好惹”用在照会里，说“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总理在审批时把“惹”字改成“欺负”。虽系一字之改，但中国人民的形象和品格就截然不一样了。后来，总理曾公开讲过，不要说中国人民“不好惹”，好像中国人不讲道理，讲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比较好。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印尼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撞开我使馆大门，疯狂破坏、捣毁家具，劫走汽车，焚毁档案，掠去衣物。当我方严词论理时，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我人员。

在草拟照会时，我们义愤难平，但如何表达更有分量，颇费思索。自从同印尼展开照会战后，不少照会都是由我起草。随着事态恶化，表达严重程度的词语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以至于外交部翻译室的专家们对我们连用3个“最”字，几次提出异议。

在印尼暴徒枪伤我人员后，我正苦于难以表达我国的强烈态度时，周总理指示我们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区区六字，使大家豁然开窍，顿觉事件的严重性和我们态度的强烈性大为提高。在两年内，我们递交抗议照会33份。份份经过总理的精心批改，字字改得精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国对印尼方面的立场和态度。

总理严批外交部造反派不忘关怀犯错误的同志

最后，我还想谈谈周总理在“文革”时期对犯错误同志的关怀。当时，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造成极大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也锋芒锐利，给周总理带来了干扰。

1967年10月18日，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造反派组织，随即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批判极左思潮的热潮。

正在这时，我所在司的领导派一位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同志出差接待国宾。许多同志不放心，担心他在接待中遇到周总理会有过激言行，也担心此事影响我们司批极左运动的深入发展。于是，这些同志让我代表大家向领导反映意见。

由于涉及“对待群众态度”这一“文革”中的大忌，谁都不肯决断。无奈，我和另一位同事联名上书周总理。周总理批示：该同志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

周总理的批示，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都是一种教育。它支持群众积极反映意见，也体现了对“文革”中犯错误同志的关怀。事隔多年，人们对“文革”中许多事件的看法有了根本改变，但仍认为周总理上述批示符合马列主义群众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