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六五年政变如何发生有了新证据

最新的确凿证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显示：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悉尼晨报》最近发表了一组有三个部分构成的连续报道，报道包括了对前印尼政治犯的采访和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解密档案的文件摘引。这些资料表明：西方强权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一的对平民的大屠杀，并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

根据大多数估计，约有五十至一百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文件显示，从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以赞许的态度披露：印尼军队和“穆斯林”组织相互合作，以枪杀、刀砍和棒殴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杀1500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游街示众。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在政变发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国与苏加诺总统不稳定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在1957年末，以及在1964年至65年期间，到处是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对这类始而威胁荷兰继而威胁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和农场利益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苏加诺几乎无法遏制。至1965年，苏加诺在军队头目、穆斯林组织和印尼共产党三者间维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关系。而当时印尼共产党约有三百万之众，是继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援，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佐尔基夫利·罗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里得克斯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从印度之那到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不能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作性命悠关的捕猎对象。

在印尼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中，由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美国政府急剧地增加了对越南的干预，派出数十万计的军队，对北越开始进行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则正和苏加诺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苏加诺当时反对由英国幕后支持的、囊括进了印尼婆罗洲岛关键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建国。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印尼共产党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军事暴动而啷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九·三○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被释放，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他二人的证词完全打碎了有关苏哈托政变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将军们是为了对付一次夺权行动，而这个行动是被印尼共产党通过其军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这种官方的说法－－直到去年还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电视台年年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产党鼓动的军官，于9月30日之夜围捕了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还令人发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躯体。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坚称：全靠第二天苏哈托将军英勇无畏的干预壮举和对雅加达的控制，政变才被挫败，国家才从共产主义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在9月30日之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七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接到命令去击毙或绑架那些高级将领。在一次战斗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都尔·阿里夫告诉他们：这七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当时的苏加诺总统。

在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是一触即发，谣言四起；到处盛传：军队正准备通过新建立的“将军委员会”，再一次向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发动进攻。

然而，针对将军们的“九·三○”行动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其家中逮捕国防部长A。H。那苏兴的行动队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居然让这位与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过从最密的将军脱险而走。第二，为何没有派出一个人，去逮捕当时身为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十月一日，在那苏兴的支持下，苏哈托能够迅速调动起足够的兵力控制雅加达，进而控制了全国。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三○”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后者在出狱后披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有关政变的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拉蒂夫说，当他去军方医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汤米呆在一起的苏哈托报告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有关9月30日至10月1日事件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是疑问。我们不清楚，苏哈托对将军们被谋杀之事仅仅是听任其发生呢，还是参与了策划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对苏哈托行动的参与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导致印尼政变的全部档案资料至今还没有一件被公布于世。但是苏哈托在10月1日采取行动之迅速，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他是在美国特工人员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划了全部行动，以清除其对手、并以此作为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最后一点是，印尼共产党蓄谋推翻苏加诺的可能性很小；该党以联盟关系加入了苏加诺所领导的包括军方和穆斯林首领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恪守斯大林主义原则，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三番五次地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的反抗斗争。按照“两步走”的理论，他们坚持认为：在印尼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的密谋政变的迹象日显明显的时候，他们仍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变过程中，印尼共产党对其成员众多的党员，及其工会、学生、妇女和农民运动组织，都未进行任何动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迹象。苏加诺通过与苏哈托的合作，把名义性的总统头衔保持到了1967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参与触发1965～1966年事件并从中渔利的最新证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批评性的教训。西方大国随时准备策划并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以追求它们在印尼或其它地方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二、华盛顿要求军人政府上台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尔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的前“绝密级”和“机密级”纪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纪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对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它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那苏兴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区，围捕了在9月30日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10月8日，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蹿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10月13日，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

两天以后，格林就与军方首脑和穆斯林政治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说：“军方和穆斯林方面与使馆人员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遵循的下一步战略。他们期待军队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派系。”

同一天，他还急不可待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尽管苏朋久（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企图阻止，军队已经处决了74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把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苏门答腊建有很多工业和石油项目。10月18日，格林就该地由军队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所搞的反共反华裔大屠杀，呈送了一份绘声绘色的报告。“穆斯林开始在密丹和其它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看到在密丹和巴拉望的华人居住区火光冲天。穆斯林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两天后格林又以赞许的口气发电说：“在雅加达据说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但他坚持军方应该再接再励，去完成他所称之为的“关键性任务”。“迄今为止，印尼共产党的基本潜在力量似乎仍旧基本完好无损，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认以及军队的镇压就此中止的话，就纯粹的组织机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复并卷土重来。”

“不管怎么说，军队在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不遗余力，对军方执行这些关键性任务时所表现的的坚定性和组织性，我的敬意与日俱增。”

10月23日，格林对军方减弱其行动再次表示关切。但四天之后，他说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据美国使馆武官威利斯·艾塞尔在玩高尔夫球时从一名印尼高级军官那儿得到的消息：“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处决那些有名人物的报道，而苏加诺可能会请求从宽发落这些人。”

美国使馆同军方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报中得到证实。电报内容来自东爪哇军队司令那里，说到“他将会对印尼共产党开始大规模的逮捕镇压……”

从华盛顿发给格林及其同伴的电文似乎显得异常稀少－－这些与格林所发电报方向相反的电报流通，也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10月29日，一封来自国务院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一词，清楚地显示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一电报指出华盛顿正在拟订其对印尼政策，并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政权：“或早或迟……军方首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唯一能够在印尼建立秩序的力量。不管有无苏加诺的参与，他们必须出面组建一个军人的或军人文职结合的临时政府。

它督促美国使馆告诉印尼军方：“在将临的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我们在影响人民和事件发展方面，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许会需要轻型的武器装备来对付印尼共产党……当事件继续发展，军方会发现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对付印尼共产党，我们必须为这种可能作好准备……当然，我们应该同英国、澳大利亚和其它方面进行协商。”

在同一天，格林乐观地报告说军官们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已经大局在握。“阿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使绝大部分的印尼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之中。阿塔吉人把印尼共党分子被砍掉的头颅在街上高悬示众。”

在另一个苏门答腊的省份中，一名美国使馆人员描绘了军方和“穆斯林”对至关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门的工会成员所采取的恐怖行动：“穆斯林在军方的赞同下捣毁了该城共党机构，并关闭了共党在农村的活动据点。军队袭击了印尼共党头目的住所，并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经理层，他们将于10月29日逮捕共党在蓬邦的石油工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构成了该省共党组织结构中的核心部分。”

在经过了一个月大血洗之后的11月4日，格林对军队所起作用深感满意。“军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一流水平的。现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代表了印尼正在崛起的权威……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共党基础深厚的地区牢固地建立控制并进行安抚，特别是在爪哇中部地区，以及对付共党的破坏和恐怖行为。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团体之间，以及在军队和其它方面，也可能发生流血冲突。医药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将会变得现实而紧迫。”

11月12日，格林依据从雅加达警方情报主任那里得来的机密消息向上汇报道：“在军队的支持下，爪哇东部和中部的民间反共组织每夜都处决50至100名印尼共党分子。”另一份类似报告出自驻港口城市苏拉巴亚的美国领事特德·海维纳之手。他写道：军队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杀人。

在新年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格林的使馆人员都在估核死伤数字。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在苏门答腊北部、爪哇岛东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岛，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格林的副手则根据一个友好大国的情报来源作出估算：“作为对9月30日事件后果的评估结果，使馆的计算和另一个保密来源的计算一致认为：总计被杀人数是约40万人。”然而电报补充说，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杀戮和恐怖统治开始了，这时美国及其在伦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作的种种努力尚未完全如愿以偿。直到1967年3月，苏加诺的总统职位被正式移交给苏哈托，才给所谓的“新秩序”体制宣告成立铺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事件的参与

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档案馆内一直是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亚政府（那时是由自由党总理罗伯特·门齐斯爵士执政）和澳大利亚军方、情报机关和外交部门深深地参与了1965～1966年苏哈托发动的印尼政变。

文件核实：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国的角色一样积极，只是规模稍小而已。澳大利亚军方为参加屠杀的印尼军队提供过训练，而且在1965～1966年，门齐斯政府及其官员和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有关部门极其密切地互通情报、报告和事态评估。

此外，有关纪录表明：从驻雅加达的澳大利亚使馆发出的电报，和从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的每词每句都一模一样，都坚持认为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将领们必须残酷无情地镇压支持印尼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印尼产业工人。

这也不是什么“无区别的屠杀”。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国政府都具有的一个共同观点，即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支持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扑灭反帝斗争的全局战争具有关键作用。

1965年在印尼政变之前，门齐斯政府向婆罗洲和南越都派出了军队。一月份，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婆罗洲部署一个野战营和一个上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去和苏加诺政府为抵抗英国支持的马来西亚建国而动员起来的军队作战。策划中的马来西亚国土，包括了自然资源丰富的英国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捞越。四月份，门齐斯内阁首次派出一个步兵营的军队去帮助美军侵略越南。

《悉尼辰报》发表的文件只是间接地和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美国部署印尼政变的情况有关。目前霍华德政府仍旧禁止人们查阅有关印尼事件的上百页档案。毫无疑问，公开了的文件，都是最无关紧要的。

然而，即使是这些，也已经相当确凿了。它表明：于1965年10月5日，即苏哈托夺权的仅四天后，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国大使格林一模一样的语言欢呼苏哈托的政变。山向堪培拉报告说：印尼军队对付共产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山甚至比美国人还强烈地要求印尼将领们坚决行动。

美国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于10月17日在华盛顿商议印尼局势以及印尼军方的策略。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备忘录表明：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乔治·邦迪会唔了澳大利亚外务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尔和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基斯·沃勒，他们就印尼军方的意图交换了意见。

美方文件还显示，在10月底，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苏哈托必须建立军人政府时，曾向门齐斯政府和英国政府咨询。

11月份，澳大利亚大使馆骄傲地报告：一次大屠杀行动是由澳大利亚训练的军官进行的。萨尔沃·艾迪上校是1964年从澳大利亚军官学院经过十八个月的培训后毕业的。1965年11月10日，他在毕业仅一年之后，指挥着400名特种部队士兵扫荡爪哇中部。在一个村庄附近，遇到了一个人数为一百到二百的人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报告中说，这群人向军队呼喊“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拿着竹茅、刀子和一两支枪。军队向人群头顶开枪后仍无法阻止这群人，便向人群射击，打死七人，打伤十七人。

印尼大屠杀发生的同时，门齐斯政府及其外务部力图对澳大利亚电台的对印尼广播实行控制和新闻检查，以保证“毫不伤害苏哈托总统”。

11月5日，印尼军队出于对门齐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发出一个信息，请求澳大利亚电台播出一条不利于印尼外长苏朋久的新闻。这个信息还说：“报道千万不要暗示：军队及其支持者是亲西方的或右翼的”。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印尼群众中的反殖情绪仍十分高涨，印尼军队将领们仍不敢公开地和他们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1966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真实面目。为了敷衍公众，政府领导人唱着“民主价值”的高调，而真实的纪录是：只要需要，他们就推行和支持军事暴力，以及媒体操纵。

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大屠杀的参与不是什么已经过去的事，也不是一个意外错误。代表澳大利亚参与印尼政变的主要人物，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全部得到了奖赏。当时的澳大利亚外务部长保罗·哈斯拉克后来被封为爵士，并成为澳大利亚总督。另一个外务部重要官员戴维·黑，也被封爵士，并于1967～1970年被任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

至于澳大利亚工党，它在1965～1966年期间在野，同样支持印尼的大屠杀。于90年代初任首相的保罗·基定为此作了最好了总结，他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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